全球化框架下的外交政策
    德国是对国际组织进行适度改革的支持者。这有充分的理由： 一方面，没有第二个类似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如此全方位地纳入多边合作；另一方面，德国应国际社会的请求在国际上所承担的责任飞速增多，德国外交政策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致力于对联合国结构进行广泛改革，这也包括争取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此外，对于德国外交政策来说，建立欧洲自身的安全意识是对于加强和稳定北约欧洲支柱的一大根本贡献。2004年12月，北约将自此之后称为欧洲维和部队的驻波黑部队移交给ESVP（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 ），欧洲人首次准备基本依靠自身手段和力量控制一个战争策源地，这是跨大西洋转变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1990年，重新统一后的德国获得了新的外交空间，不过联邦政府只是到了世纪之交后才利用了这种外交空间，尽管乍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德国不仅立即表明立场，施罗德总理甚至比他任何一位前任走得都远，他向美国许诺，德国将给予“无限制的支持”。当然，联邦德国也为 北约  2001年10月2日在其历史上首次宣布进入“联盟状态”的决定尽了力。接下来德国在兴都库什山脉的活动随着波恩召开的阿富汗会议以及就过渡政府法律和政治基础所签订的协定既具有政治内容，也具有军事内容。联邦国防军自2002年1月起广泛参加ISAFF（驻阿富汗国际维和安全部队 ）。本年代之初，共有近1万名联邦国防军士兵参与了国际社会的各项使命，尽管联邦国防军由自卫军队向灵活派遣的武装部队的改建过程远未结束。 承担广泛责任的意愿同时也是2003年不参加伊拉克作战行动的决定性论据。德国外交政策能根据形势自主设定重点表明了德国扮演的新角色。
    同时，德国外交政策也促进公民社会结构的创建；它积极致力于克服灾难，推行民主与人权，参加反恐行动。事实上，德国也利用其新的角色在中东，也在其他冲突地区推行和保障人权、和平与对话。 德国之所以胜任这一角色的原因在于它在人们心目中长年积累和悉心呵护的信任感，国际社会并未以第三帝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来衡量德国的政治，而是按照其建设与一体化的成就。如果没有明了这一点，同盟国当年几乎不会放任德国人走向“自由”。德国向世人展示了它是有能力承担责任的。

全球合作伙伴
作者：格雷戈尔﹒舍尔根
    20世纪是一个空前动荡的世纪。 三大全球冲突即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以及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在各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德国尤其如此，因为这个位于欧洲中央的国家要么对于事态的发展，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责任，要么自己也深受这些事件的影响，例如冷战以及80年代末两极世界格局的解体。在旧有世界格局崩溃之际，德国人面临一种从根本上讲全新的内政外交形势。这一次，他们得益于政治动荡的活力，这一动荡以1991年底苏联解体收尾。形势的发展不仅给德国人带来了两个分裂国家的统一，而且也带来了近50年以来首次的完整主权。 此后统一的德国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它必须掌控国内的新局势，另一方面，德国人也同时面临外交上不同寻常的新角色。正是因为他们尤其得益于全球发展， 重新统一后又已经达到了其既定目标，所以人们对德国的期望值很高，有几十年合作关系的盟国是如此，那些先前属于东方集团的国家是如此，自从20世纪末以来经历着根本性转型过程的南半球的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把目光投向德国也绝非偶然，而是世界政治动荡的结果：由于德意志帝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全部殖民地的所有权，因此亚洲、非洲或者太平洋地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两个德国中的任何一个手中争取独立。
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
    这样一来，统一后的德国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再度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而这一重新定位得以成功，则要归因于自联邦德国成立以来就已制定并巩固的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达成外交政策的广泛共识，保持一定的连贯性，这曾经是、现在也仍旧是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从首任联邦总理康拉德 · 阿登纳时代开始，它就已经包括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欧洲一体化、睦邻友好关系的意愿–尤其是德国外交政策从50年代初就一直努力争取的对法关系–以及很早以前就已开始的与以色列之间艰难的和解进程。这听起来似乎理所当然，但是，考虑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政治和发动战争的背景，鉴于冷战 的僵化态势，这意味着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自6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自维利 · 勃兰特担任总理以来（1969—1974年），这一立足西方的政策又通过与波兰及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均衡政策得以补充和继续发展。如今德国又与俄罗斯发展了战略伙伴关系。
    从过去到现在，历届联邦政府不断扩大的德国外交基础一直都是将德国广泛地融入多边合作的架构之中。一方面是邻国坚强的意志，它们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坚决要求通过约束与控制来阻止德国人的越轨和独断独行，而另一方面是德国人自身对和平、安全、富裕和民主有基本需求，他们认识到将本国融入多边合作是重新统一的前提。
    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因此，在东西方冲突结束后寻找依靠和定位时，德国人着眼于已经给予“老”联邦德国以支持和前景的那些国际组织，也就绝非偶然了。这些组织包括欧洲联盟（EU）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作为冲突解决中心的联合国（VN）以及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当然，所有这些联合组织都打上了现已结束的东西方冲突时代的烙印。1991年共产主义世界的组织解体，欧安会转变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 ，而西方社会和联合国自冷战结束后也或多或少面临进行彻底改革的问题。
欧盟中的德国
作者：约瑟夫·亚宁
    一个国家，一个四周都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着共同边界的国家，比方说拥有9个邻国的德国，它能够付得起不积极推行欧洲政策的代价吗？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当今欧洲联盟(EU)交汇点的中心位置，德国人对睦邻友好关系有着特殊的兴趣。作为人口最多、经济实力强、地处中央位置的国家，统一后的德国优先考虑将自己纳入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并扩大这一框架。
    从德国人的视角来看，有三大要素是至关重要的： 一体化进程已被证明是一种保障和平、富裕和安全的合适的框架条件；第二，其结构使在欧洲传递并成功代表德国利益成为可能；第三，德国通过共同政策在邻国找到了牢靠的伙伴。
    2007年5月，《罗马条约》 签订50周年。随着这些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条约的签订，1957年开始了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史。与煤钢联盟及 欧洲防务共同体这些初期的做法不同，《罗马条约》不集中于控制诸如煤钢等从前重要的战争战略工业，或是合并防务力量，其重点更多是通过成员国之间加深合作、促进贸易来发展西欧各大经济体。1957年那次决策的基本思想至今仍有着深远影响，《罗马条约》为欧盟的关税联盟和共同贸易政策打下基础。这些条约的内在逻辑是发展没有贸易堡垒的内部共同大市场，而这一决策大概比过去几十年中所有政治宣言都更多地决定了欧洲联合的发展动力：共同市场的目标要求起监督作用的职能部门，即欧盟委员会，成为超越各国利益的行政机构和条约的捍卫者。共同市场要求清除内部边界，实现真正的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这就是1992年内部大市场完善计划的内容。在这一市场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货币保障的必要性，历经多个阶段诞生了 欧元，它于2002年作为现金问世。
    经济的紧密结合带来了机构设置上的成果，为一体化各个改革阶段带来推动力，从扩建欧盟委员会、在欧盟理事会中采取有效多数表决制、直接选举欧洲议会、扩大共同体管辖权，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确定的各项重大的条约改革，比如目前尚处在批准过程当中的 欧洲宪法条约也可以说是《罗马条约》的必然结果，是相互交织的经济向政治领域所谓“溢出”的结果。
     一体化的经济动力以及大市场的吸引力可以视为其他欧洲国家希望入盟的最强大动机，当然，这样说不是要低估欧洲政治合作的意义。历次扩大都是如此，包括70年代英国、丹麦和爱尔兰，80年代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90年代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的入盟，这也是欧盟吸引中东欧和东南欧新兴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磁力所在。诸如50年代对年轻的联邦德国那样，对于欧洲南部和东部那些年轻的民主国家而言，2004年加入欧盟也是对它们在推翻独裁和专制统治中表现出来的政绩的认可和保障。
    德国的欧洲政策毫无保留地支持一体化的深入，向北部、南部和东部的扩大及其机构改革。德国欧盟政策的优势在于，它一方面将德法关系着眼于欧盟，另一方面又与小成员国之间保持紧密联系。过去欧盟内部大量的决策障碍和关键时刻都是通过德国的乐于妥协和不懈努力而不断得到成功化解的。
德国：欧盟中的建设性合作伙伴
    德国欧盟政策的基本方针至今仍表现出超党派共识的特点。德国人希望建设行动能力强、但同时也是民主和透明的欧洲， 也希望 欧洲议会力量壮大。和许多其他欧洲人一样，他们拒绝建立欧洲超级国家，倾向于更明确地划分欧盟与各国之间的管辖权。2005年，德国在联邦议院和 联邦参议院以明显多数票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依然对按他们的设想继续发展的欧洲抱有兴趣。
    德国在经济与政治方面都受益于欧洲、共同大市场、欧元以及历次扩大。它地处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的中央位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德国经济为什么拥有出口优势。另外，如今可以按照一体化的规则规划与中东欧邻国的经济关系。
    德国经济在这些市场上既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最重要的投资方。同时，德国也以特殊的方式承担着欧洲联合的责任，它无法保护其东部市场免于欧盟伙伴国的竞争。德国承担着大部分由新开放所带来的基础设施负担，因为欧洲的各大陆路运输都穿越德国。此外，德国人承担了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大约21%的欧盟财政，尽管德国的公共财政还必须承担德国统一带来的巨大负荷。因此，今后几年德国不可能在欧盟财政方面作出特别的承诺，德国的政策不得不为了自己的财政利益坚持严格的欧盟预算界限，并坚持对欧洲联盟原有的支出结构进行逐步改革，而这些将在各大决策委员会特别是在欧洲联盟委员会 中得到体现。
欧盟未来的任务
     欧洲政治合作开展以来，加强欧洲联盟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是德国的关切之一。德国认为，确保欧盟成员国的安全、使其免受新型威胁是一项共同的任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欧洲的声音比其各个成员国的声音有分量。德国的外交政策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多地把欧盟作为利益代表的载体和工具。鉴于德国在20世纪的历史 ，与欧洲各伙伴国携手合作会带来更多有效行动的机会。很多年以来，德国公共舆论中多数人都认为，处理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时最好与其他国家联手行动。因此，德国的欧洲政策一直致力于加强欧洲的行动能力，这不仅包括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也包括发展共同防务。
    在25国乃至未来更大的欧盟中，德国及其伙伴国将面临新的挑战，过去几十年间鲜明表现出的结盟关系以及其他态势都会有所改变，利益与要求的新平衡，要求欧洲政策具备妥协的能力。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重心也在推移，欧洲经济与其他富有吸引力的地区处于全球竞争之中。欧盟对外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欠稳定地区毗邻，这就要求推行一种充满信任的、积极的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特别是与地中海沿岸国家。
    欧洲不再是一个成不了大事的地方了。如今，福利和安全这两个传统和基本的国家行为没有欧盟已无法实现。因此，一体化政策、程序和机构都属于欧洲政治的实质而非点缀。欧洲大陆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都要求欧盟的参与，因为几乎没有一个问题不涉及到欧洲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政治欧洲中心地位的欧盟，始终是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先行动领域